文/袁 帆
1840年的鸦片战争撬开了古老中国的封闭大门，近代中国的历史由此展开。在曾经用摄影术撩开近代中国社会原始面纱的一批西方人中，美国人西德尼·D·甘博（Sidney David Gamble，1890—1968）无疑是兼具社会经济学家、人道主义者和摄影家标签的唯一人。
西德尼·D·甘博
甘博富裕的家庭背景使他有机会在1908年时与父母一起到中国旅行，从1917年到1932年间，甘博又三次旅居中国，到访中国十几个省份，用他的Graflex相机为后人留下了近6000张清晰的照片。他那具有社会学思考的镜头里，对准的不仅有自然与风景，更多的是近代中国社会状态与千姿百态的中国人。他还以这些影像作为实证，先后撰写了《北京的社会调查》（1921），《北平市民的家庭生活》（1933）等五部学术专著。他的这部分照片和著述对中国近代社会变化研究的价值，可谓：功莫大焉！
甘博遗存的所有照片资料已由其家属全部捐赠给学术机构，并存放在美国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图书馆，其数字化副本向公众无偿公开，这一善举给全世界关注甘博研究的人士提供了最大的便利，近年来各种专题研究成果不断出现。值得注意的是，在甘博影集中出现一些早期清华历史影像，其中既有清华的重要建筑，也有与清华有关的人物，特别是还反映了清华早期的学生活动。这是一个观察近代中国教育历史的独特视角，值得我们加以认真解读。
展开剩余90%他让后人看到建造清华大礼堂的工匠们
众所周知，在清王朝即将崩溃之时问世的清华学堂，起初是一所利用“庚款”建立的留美预备学校，围绕这所学校的建立以及后来的发展，注定要发生许许多多耐人寻味的故事。
清华校园是以清朝皇家遗存的清华园为基础逐渐演变发展而来。1911年4月正式建校时，就已经建起了写有“清华园”的大门与围墙，标有“清华学堂”的高等科大楼等多处建筑，面积约1.6万平方米。1914年，在周诒春（1883—1958）担任校长期间，由他按照建立大学的设想，主持进行了清华校园的第一次长远规划，并依照美国设计师亨利·莫菲( Henry K. Murphy，1877—1954)的设计，开始筹建早期清华的四大建筑——大礼堂、科学馆、图书馆和体育馆。
可以肯定，甘博在1917年至1919年旅居中国期间到过清华园，而此时正是四大建筑全面开工的阶段，他不失时机地将镜头对准这些当时北京罕见的大型西式建筑，为后人留下了早期清华建筑影像。关于这些照片拍摄的具体时间，根据甘博在这段时间的行程记载，以及照片反映出的季节特征等各方面资料分析，推测应该是在1919年4月前后的早春时节。
清华学堂
甘博影集中共有四张清华学校的建筑照片，其中一张是“清华学堂”，显现出建成初期的全貌。根据史料，这座凹字形的建筑起初只建了西半部（照片的左半部），全部建筑到1916年才完成，甘博这张照片上的“清华学堂”大楼恰恰就是刚建成不久的影像。在照片中，虽然树木依旧萧萧，但春风中飞舞的柳枝已经开始爆出嫩芽，在常青柏墙的衬托下，这座灰白相间，顶部红瓦起脊的二层德式风格建筑呈现出庄重的意味，特别是正门二层的两根白色石质罗马柱，撑起了一块白色的门楣，上面镌刻着“清华学堂”四个楷书黑字，使得这座大楼成为清华校园中的永久性标志建筑。
按照甘博为照片标明的序号，“清华学堂”是他这天首先拍摄的清华建筑，随后他将镜头转向了北面正在兴建的“大礼堂”。依照有关资料，这座大礼堂是在1917年8月奠基兴建的，按照工程进度推算，到1919年春天应该还在施工。而从照片中看到的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在脚手架的包围里，建筑物开始露出基本轮廓，外部砖墙结构虽已基本成型，但标志性的巨型绿色穹顶还没有到位，工地上散落的石材显然是后来大礼堂门廊上那四根汉白玉柱子的构件。
大礼堂工地
这张照片除了表现建造实况外，最吸引人之处其实是照片中那些工匠的身影。在春寒料峭中，十几位工匠挥舞着手中的锤子和凿子，将一块块坚硬的石头打凿成一截截精美的石柱构件。这些中国北方的工匠们都以一块毛巾系在头上，即可御寒又可擦汗，有几位显然是出力后热得脱下了身上的棉衣，只穿一件单褂子，下身却还穿着肥大的棉裤。他们十分专注、卖力地在干活，全然不知道有一位外国人此刻已经将他们埋头苦干的形象永远定格在历史的画卷中。
在四大建筑中大礼堂工程难度很高，直到两年后的1921年5月1日，在清华建校十周年校庆日才举行落成典礼。当我对着这张照片细细端详，好像听到从画面中传出了铁锤撞击的“叮当”声响，仿佛看到工匠们最后将一块块石材拼装成四根“爱奥尼克”式立柱，为这座融合古希腊和古罗马风格为一体的经典建筑添加了点睛之笔……不知怎的，当我在脑海里将清华大礼堂形象和那些工匠的身影叠加起来，一股莫名的感动像激流一般从心头喷涌而出！
科学馆
甘博拍摄完大礼堂，又将相机向左转向，拍摄了清华科学馆的全貌。看得出，彼时的科学馆工程主体结构已经完成，但门窗还没有安装，距离落成显然还有一段时间。再跟着甘博的脚步向西北方向转去，就看到当时在全北京，甚至全中国都没出现过的一座建筑物，这就是清华体育馆。体育馆和图书馆是清华四大建筑中最早于1916年4月开工的，到1918年年底，体育馆内部的各种设施已经安装到位。从照片看得很清楚，体育馆外部形象已经达到完工标准，四根斜指蓝天的旗杆也已安装到位，只余下看台柱廊前还有一排施工跳板未撤除，似乎在进行最后的收尾作业。
体育馆
根据史料记载，在不久后的1919年5月3日下午，清华学校举行了一个仪式，将此体育建筑命名为“纪念罗斯福体育馆”。不知何故，甘博那天留下的照片中，四大建筑中唯独缺少了“图书馆”，这成为一个无法破解的谜团和遗憾。
清华建校至今已有110余年，在过往的万千清华学子记忆中，清华园的古老园林和早期四大建筑的倩影总让他们魂牵梦绕。但除了那些决策者、出资人、设计师的名字被反复提起外，“是谁一砖一瓦、一锤一凿地将一座座华美的房屋建造起来”，这个问题显然没有受到太多关注，从浩繁的回忆中极少见到有人提及，更鲜见与工程建设相关的照片。
迄今为止，在近代中国学校里为建筑工匠们留下影像，甘博拍摄的这张“大礼堂”是罕见的佳照。我不敢妄说这是甘博的特意为之，但从他拍摄的一张张近代中国农民、手艺人、劳动者，甚至乞丐、孤儿那样的“下等人”形象中，不难发现这位社会学家的独特视角和人文关怀。无论如何，能为打造清华的工匠们“立此存照”，让后人能够从中体会“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真理，仅此一点，我们就应向甘博脱帽行礼。
他留下了童子军参加五四运动的珍影
童子军（Boy Scouts）运动是一项世界性青少年活动，自1907年在英国出现后至今已有超过百年的发展历史。在中国近代史上，童子军也曾出现并存在过30余年，到1949年以后遂成为历史名词。中国童子军最早创始于武昌文华书院，而有充分的史料证明，中国北方地区童子军运动的发源地则是在清华学校。
关于清华童子军成立的背景，自然与其留美预备学校的性质和受美国童子军运动直接影响有关。但作为一个全校性的学生组织，肯定需要校方的支持才能得以“合法化”。据史料记载，清华童子军应是在1915年成立。是年10月8日，周诒春校长参加童子军集会并进行检阅。回溯周诒春的教育思想，如果童子军教育的目的不能与他所倡导并坚持的“全人格教育”“三育并进”核心理念合拍，是断然不会允许其在清华学校生根发展的。
童子军并不是“准军事组织”，而是通过“寓教于乐”的文化、体育游戏、户外活动、社会服务等方式，培养健全、合格公民的教育组织。清华童子军主要由清华中等科一二年级学生组成，起初分为14个队，队长由高等科选派学生担任。1916年，外语教师王文显（1886—1968）担任了清华童子军总司令，刚到清华任教不久的梅贻琦（1889—1962）也参与过组织工作。
童子军挖土
在甘博影集中，有4张是清华童子军进行户外活动的照片，大约拍摄于1919年春夏之际，地点应是在清华校园内的空地上。据史料记载，由于清华童子军实践的示范作用，当时北京政府的教育机构曾组织过各种观摩、交流活动。甘博拍摄的这些照片显然也是一次较大规模的公开活动。我们看到，照片中出现的清华童子军成员服装统一，头戴宽沿帽，身着长袖套头上衣、制服短裤、长统袜、胶鞋，短头发，体格健康，精神抖擞，表现出良好的精神面貌和组织纪律性。
野炊
在“野炊”的照片中，可以看到一口铁锅放在临时挖出的“土灶”上，铁壶、碗碟摆在四周，两名童子军在蹲着进行烹饪准备，手里的擀面杖清晰可见，一切显得井井有条，训练有素。而在“搭建木屋”的照片中则有7名童子军出现，这项活动显然更需要团队的配合，技术含量也更高。这种木屋的搭建十分巧妙，不用立柱和横梁，也不需要榫卯或钉子。靠一群十三、四岁的少年在短时间内完成，在任何时候都非常不简单。甘博能用镜头记录下这些真实场景，为研究近代中国童子军运动提供了生动的资料。
搭建木屋
在中国近代史上，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运动，不仅对促进民众思想解放，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也起到了“思想启蒙、文化传播、理论武器、阶级基础”等重要作用。
早期清华学生积极投身“五四运动”之中，要求“废除二十一条”“收复失地”“抵制日货”，这在清华校史和早期学生的回忆中都有明确记载。5月4日的北京反帝爱国大示威之后，清华学生于5月9日举行“国耻纪念会”。后又按照北京各校学生代表的统一组织，“6月3、4日，清华学生‘救国十人团’和宣传队共300余人进城作反帝爱国演说（北京各校共数千学生上街宣传），清华学生130余人被捕（北洋政府共逮捕学生1000余人）”。经过全国各地广大爱国人士“罢课”“罢工”“罢市”的共同斗争，最终北京的被捕学生被释放，投降派代表人物集体辞职，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
清华学生被捕
甘博在五四运动期间实地观察了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并用相机跟踪捕捉到许多学生演讲、游行以及被捕的镜头。其中就有两张明确标注为“清华学生被捕”。照片上，一群肩背步枪，手握军刀的北洋政府军士兵，将几名学生押解去拘禁地，其中有一名身穿童子军制服的显然就是清华学校的学生，他矮小的身躯在周围强壮的士兵中非常明显，但是却显得毫无惧色，给人留下十分从容的鲜明印象。这些照片不仅是百余年前清华学生参加“五四运动”的真实记录，同时也是甘博为中国童子军运动留下的珍影，意义非凡。
他给近代中国教育史考证留下珍贵影像
从甘博影集中，还可以发现一些出现在清华学校的近代中国教育界人物与活动，这说明甘博在1917年到1919年期间或许不止一次到过清华园。在一张明显是在“清华学堂”西侧大草坪上拍摄的合影中，可以看到后面正在建造的大礼堂。这张照片中共有76个人物，他们或着西服，或穿长袍马褂，综合人物的年龄和神态，以及从胸前统一佩戴的标志牌来看，像是出席一次某项活动的代表合影，而且这些人物并非都是来自清华学校。
华北欧美同学会的清华年会（1919年4月）
在第二排坐着的20个人中，可以辨认出居于C位的竟然是蔡元培（1868—1940）和张伯苓（1876—1951），还有年轻的胡适（1891—1962）。另外在这些人中还可以看到几张西方人面孔，因此这次活动应该是一次跨校际的国际交流。至于拍摄时间，很有可能是在1919年5月之前蔡元培还在担任北大校长期间。这个时间推测还有一个根据，那就是胡适在5月初是在上海迎接他的美国老师杜威(John Dewey，1859—1952)。
按照这一思路，我持续进行了史料挖掘与研究，结合1919年4月份的北京《晨报》，上海《申报》有关新闻报道，并与蔡元培、胡适等文化名人的有关回忆相互印证，终于厘清了这次在清华园进行的“跨校际的国际交流”，其实是“华北欧美同学会1919年年会”（以下简称为“清华年会”）。这一新发现不仅拓宽了“甘博影集”的研究空间，而且对早期欧美同学会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史实依据。
关于此次“清华年会”的进行情况，北京《益世报》在1919年4月8日报道称，“本月五六日，华北欧美归国学生在清华园开第二次年会，到会者约百余人”，这就明确了此次年会时间是4月5日、6日两天，而且出席人数也与合影照片上出镜的76人基本吻合。
清华年会显然不是一次仅限于内部的联谊活动，仅从当时的媒体反应就可以看出其社会政治动向。《益世报》在会后第三天的报道中说，“此次年会所为之事有两件极为重要。第一是组织北京、天津各地社会服务团；第二是对于时局宣言书”。
欧美同学会《对于时局之宣言》
并非巧合的是，就在清华年会召开后的一个月，在中国近代史上作为“觉醒年代”标志事件的“五四运动”爆发。欧美同学会的一次“偶然”发声无疑也成为人民“必然”觉醒的一个前奏曲，在历史的交响乐中永远回荡。
在照片中有没有清华学校的领导人呢？照片中的其他人物都是谁？甘博的照片没有详细说明。但经过仔细辨认，可以确认的是，时任清华校长的张煜全（1879－1953）出席会议并参加合影，他坐在蔡元培与胡适之间。这个位置符合他作为“东道主”的身份，同时毕业于耶鲁大学的他，本身也是早期欧美同学会会员。此外，后来长期担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也在合影中被找到，那时他已在清华任教近五年时间，站在最后一排的左5位置。
张伯苓（左）与芮恩施（右）
另外还有一张合影也应该拍摄于这次“清华年会”期间，涉及两位近代中国历史上的知名人物。一位是教育家张伯苓（1876－1951），他与清华的渊源很深，向前可以追溯到1911年清华初建时期，他一度曾被聘为清华的教务长；往后可以延宕到抗日战争期间的“西南联大”，他和蒋梦麟、梅贻琦分别代表南开、北大、清华共同领导这所战时大学。除此之外，他与周诒春教育思想相近，又和梅贻琦有师生之谊，因此清华和南开两所大学之间的联系一直非常密切，张伯苓是清华的常客也自在情理之中。
还有一位是芮恩施（Paul Samuel Reinsch，1869－1923），美国律师、政治学者、外交官，他在1913年11月至1919年9月担任过美国驻华公使。在此期间，他曾多次到访过清华学校，仅在清华校史上就有三次明确记载。特别是在1919年5月3日的清华八周年校庆日，芮恩施到校参加相关活动并发表演讲，并参加了当天“纪念罗斯福体育馆”命名仪式。
结语
清华早期建筑纪念碑
如今，当你走进清华园，就会在“清华学堂”大楼旁的草坪边看到一块石碑，上书“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清华大学早期建筑”，那是由国务院在2001年6月25日公布后，由北京市文物局建立的标志碑。这些百年文物建筑承载的历史信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甘博为这些建筑留下的照片虽然并不是早期清华的仅存影像记录，但是从他镜头中看到的百年前清华园中每一个“刹那”，却都是具有唯一性的珍贵史料，不可多得。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价值将会更加凸显。为此，我们应该记住西德尼·D·甘博……
（2025/9/7 修订于上海）
注：文章曾发表于《史海寻珍》（清华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现经作者修订，并授权发表
作者简介
袁帆，清华大学建筑工程系1975级校友，人生多有跨界，兴趣爱好广泛，文笔朴实耐看。退休后专注于文史研究，多篇成果被国家级、省市级以及清华大学媒体刊发。2023年，被清华大学档案馆、校史馆聘为“清华史料和名人档案征集工程”特邀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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